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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公车私用要走群众路线
2018-04-14 11:54
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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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年伊始,网友发起的“随手拍豪华军车”行动响应者众。具有明显标志的军车、警车,一旦被私用,轻易就能被发现。而与普通车牌一样的公车,则很难受到有效的监督。近期,北京六年级学生栾松巍建议让公车挂红色牌照,以便于群众监督,遏制公车私用(坊间俗称公车“私奔”)。该建议被媒体公布后,得到了许多人包括专家的认可。

早在多年前的美国,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公务车牌,背景是美国国旗,其上的“for official use only”标明了此车只作公务用途的属性。3年前广州讨论为公车加装gps时,就有人建议给公车刷上特殊颜色以示区分;2011年全国两会上,也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公示公车身份,在车身醒目位置喷涂“公车”字样。

一、从经济角度来说:公车私用带来的浪费触目惊心,老百姓形象“车屁股底下一栋楼”。据统计,2011年车辆购置及运行费,占“三公经费”总数的六成以上。国家发改委相关调研报告显示,公车使用有三个“1/3”:办公事占1/3、领导干部及其亲属私用占1/3、司机私用占1/3。

治理公车顽疾需要曝光更要惩治。目前,公车私用违规成本太低,真正将监督落到实处,还须对公车私用加大问责力度,起到震慑作用。如果公车私用被举报后,仅仅是补交使用费和通报批评,很难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。

实践证明,警车、急救车、消防车等越是容易识别的公车,越不容易被滥用。因此,建议不仅给公车都挂上公牌,甚至还在车身上喷字,标明各自所属的诸如“卫生”、“环保”、“城管”等部门字样,让百姓一眼就能识别,私用者无疑将更加无处遁形。至于牌照是否用红的,尚可商榷,换个颜色以示区分即可。试想,如果公车有了明显标识,在那些公车不该出现的场合地方,还有多少人敢于以身试法?当某位公务员再想利用公车接送孩子或是举家出游时,就不得不掂量掂量,是否值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指指点点,并承受可能遭到举报的压力。

防止公车私用,必须真正落到监督制度建设和推进公车改革的实处,治本之道是积极推进公车的市场化改革,根据国内的实际,还可以总结和推广温州、杭州等地公车改革的经验。温州车改主要方案是“近程货币化补贴,远程市场化租车”,杜绝“补贴照领、公车照坐”。杭州车改的基本理念是“单轨制、货币化、市场化”,由地方牵头成立官方的公车租赁中心,统筹管理,杭州市有关部门对车改前后的财务开支进行比较发现,两年节约公务交通费用总计3442万元,这些经验措施都可供借鉴推广。

要想有效治理“车轮上的腐败”,除了完善监督机制和渠道,更应该在推动公车改革方面做文章,把公车治理作为改进作风的一部分,作为消除特权腐败的一部分。首先,除了提高监督和惩处力度外,要逐步降低公车保有量。其次,要进一步压缩和削减公车购置与运行的预算,并将公车购置和使用情况纳入政务公开的范围。

二、设“曝光台”鼓励媒体记者、网民等公众开展监督,建立内外并举的监督机制

二、从干部成长角度说:公车私用滋生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,在某些干部心中,官做到什么位置就要配什么档次的车,还必须是专车专人用,没有车就出不了门,没有车就办不成事。

治理公车私用要走群众路线。随着网络、微博、微信等的发展,群众监督渠道越来越多,今年春节前后,公众监督公车腐败力度越来越大,“街拍公车,曝光腐败”成别样风景,“公车私用曝光台”成热门点击对象。以前,公众只能监督到少数公车(如一目了然的o牌车等),而数量众多、标识不明显的公车,则无从着手。在推进公车标识后,要公布监督电话,建议鼓励更多的媒体记者、网民等社会各界对公车私用开展监督,同时在报刊、电视台、网络等推广设立“公车私用曝光台”,使公车私用行为无处藏身、广受监督。

让坐公车的既得利益者去监督治理公车私用,监督很容易形同虚设,治理很可能变成走过场。而亮明公车身份,使其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下,这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约束机制。

在韩国首尔、中国香港等地,由于公车数量少,基本不存在监督难的问题,因为一开出门所有人都知道公车出行,自然不敢私用滥用。

自1994年中办、国办印发《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》至今,公车改革已走过近20年。多年来,中央三令五申治理公车私用,各地也出谋划策进行了多种尝试,如取消专车实行货币补贴,引入gps实时全程监控公车使用,以及全面公示公车能耗。但公车私用之风未能“刹车”。究其原因,一则政策较宽松,缺乏威慑力,二则一些渐进式的改良方案戳不到痛处,三则尚未让公众监督发挥更大作用。

三、从社会角度来说: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,在某种程度上,公车私用变成流动的腐败广告,极大地损害了机关干部形象。大量的公务车上路,不仅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,提高了公务成本,也加剧了道路的拥堵。

同时,还要不断细化管理制度,落实公务用车使用管理责任制,规范车辆使用登记、回单位停放和节假日封存停驶等工作流程,堵塞日常管理漏洞,建立完善内外并举的监督机制,从制度层面防范公车私用的发生。

近期,媒体曝光了两宗公车私用的例子。第一个例子是1月9日,广州市萝岗工商分局一官员公车私用被市民举报,该分局除对其内部通报批评外,仅让当事人补交了119元油钱。第二个例子,蛇年正月初一广州市南海区四名执法人员公车私用被网民曝光,尽管网上谴责声一片,当事人却只被停职检查了事。假如两起个案采访对当事官员降级惩罚、加大额罚款等严厉惩处,且各地皆照此办理,公车私用这样的“亚腐败”至少可大为收敛。

而在日本,为管理公务用车,市政委员会成立了公务用车办公室,下面有专门的管理委员会,去哪里、干什么、多少人去、用什么车,都有对应的制度。需要用车,可以在网上或电话预约,如果暂时没车,可以通过办公室到市场上租。因此,减少公车是最终方向,可以借鉴国外和香港的一些做法。比如香港用6000多辆车,就能满足17万公务员的公务出行需求。香港的政府专用公务车不超过20辆,就是可以拿回家随便开的不到20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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